当前，人工智能（AI）正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大数据、大模型、大算力相互融合，重塑创新和产业生态，推动诸多产业领域深刻变革。很多人存在一种技术乐观主义倾向，只看到AI能够促进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现代化的发展，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未来AI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风险挑战。这种挑战除了人们过去常说的AI武器化，以及隐私数据泄露风险之外，还有可能带来较大的就业压力和社会不平等。

我国即将进入经济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这是我国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发展期。对于AI，我们必须高度清醒、未雨绸缪、妥善应对、精确治理。

首先，AI对就业的挑战不容忽视。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AI、ChatGPT等代替的是复杂劳动和脑力劳动，它不仅冲击“蓝领”工作岗位，还将冲击原本属于“白领”的工作岗位。

例如，智能机器人使得无人车间、无人工厂不断涌现，一些岗位将彻底消失。一些重复性、规律性、可预测性高、技能低的办公室工作也将逐渐被替代。AI在图像识别、语音识别、数据分析、资料归纳等方面比人类效率更高，因此，诸如翻译、文本编辑、信用评估、投资决策、税务处理、律师、物流管理、售后服务等岗位可能会被逐步取代。

当前，在医疗领域，AI已经开始用于辅助诊断、药物研发、医疗影像和精准手术；在科研和设计领域，AI已经开始帮助生命科学家形成蛋白质复杂结构推测和模拟；在技术创新领域，AI已经广泛用于产品设计、性能测试和质量控制。随着自动驾驶技术日趋成熟，AI将对司机岗位产生较大影响。在井下采矿、高寒作业、消防救援等一系列高危行业中，AI更是具有普通人所不具备的优势。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发布报告指出，全球约40%的就业机会将受到AI的影响。

其次，AI有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达龙·阿西莫格鲁等人认为，技术的发展对社会来说不是平等互惠的，更多情况下会导致分配不公问题，那些文化和技能水平较高的人会成为技术进步的受益者，而文化和技能水平较低的人则有可能被边缘化，成为技术进步的受害者。

在数字经济时代，这种现象更加普遍。AI发展的目标并不总是成为与人类劳动者互补的工具，而是在很多工作场景中取代人类。能从AI发展中受益的主要是那些研发AI的大型科技公司及其背后的投资者，中产阶级岗位将面临较大挑战，导致经济资源过度向特定领域和人群集中，社会贫富差距加大，低技能劳动者面临生活困难和教育机会不足的问题。久而久之，社会阶层固化风险增加，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如果不提前预判，优化公共治理体系，AI带来的就业影响和分配差距就会引发社会矛盾，低技能劳动者有可能成为AI技术的牺牲品，不同职业群体价值观也会发生冲突，高技能人群可能更注重创新和效率，而低技能人群可能更关注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平。

笔者建议，我国首先应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我国在“十五五”以及未来更长时期，要继续深化改革，健全有利于更充分就业的促进机制，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要大力发展AI衍生行业，如AI风险管理机构、以AI为基础的服务业、AI教育培训等；要在全社会健全职业生涯终身培训体系，为低技能劳动者提供便捷的新技术再培训服务，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在AI大规模推广时，还要遵循先立后破的原则，反对那些不顾社会承受能力、仅仅为了智能化而智能化的形式主义错误做法。

其次，应从战略高度看待和发展零工经济。AI时代，知识贬值加速，一项专长的职业寿命越来越短，终身雇佣制将会减少。因此，人们需要不断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充电学习，就业、失业、学习、再就业将成为人生常态，故此，要鼓励灵活就业，大力发展零工经济。整个社会要在制度体系、文化氛围、平台建设、精准服务、生态化治理方面做好充分准备，提高高质量灵活就业水平，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再次，应打破数字技术和AI大企业的垄断，促进有序竞争。我国要完善法制，限制大企业利用行业优势地位竞争的行为，促进新兴技术类中小企业发展；要鼓励在AI领域的工具类、算法类、标准类、检验检测类、服务类中小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发展，形成大模型、大平台、大算力、大企业与专精特新小企业分工合作、相得益彰、相互促进的良性产业生态体系。这不仅可以大量吸纳就业者，还可能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产业、新经济业态。同时，在技术发展过程中，要让劳动者拥有更多话语权，让一线工作者积极参与影响技术发展方向的改革，尽量做到技术发展是与人互补，而不是完全取代人。

最后，应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当前，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的数量以千万计，大学生就业压力与日俱增。“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兜牢社会保障底线，尽快完善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利用大数据和AI技术，对未就业大学生和失业人员实施精准帮扶，确保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保证社会大局稳定，服务现代化建设的全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