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要求设定罚款应该统筹均衡。针对处罚设定不均衡问题，规定同一行政法规、规章对不同违法行为设定罚款的要相互协调，不同行政法规、规章对同一个违法行为设定罚款的要相互衔接。总的就是，要从设定上解决目前罚款规定存在有不协调的问题，这个主要是对立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针对一些罚款设定的倍数罚差距过大的问题，规定罚款的最低数额与最高数额之间一般不超过10倍。针对有的罚款起罚数额偏高、不易执行等问题，《意见》也强调，拟规定较高起罚数额的，要充分听取专家学者等各方面意见，参考不同领域的相似违法行为或者同一领域的不同违法行为的罚款数额。同时，《意见》也鼓励跨行政区域按规定联合制定统一的监管制度和标准规范，协同推动罚款数额、裁量基准等相对统一。这主要是解决相邻区域之间标准尽量要统一，避免过大差异的问题。这是对罚款的设定。

二是罚款决定要符合法理、事理和情理。罚款决定要充分考虑社会公众的切身感受，确保罚款决定符合法理，并要考虑相关事理和情理，同时要优化罚款决定延期、分期履行制度。鼓励行政机关建立与企业和群众常态化沟通机制，加强跟进帮扶指导，探索构建“预防为主、轻微免罚、重违严惩、过罚相当、事后回访”等执法模式。

二是明确单行法和行政处罚法的适用关系。行政机关实施罚款等处罚时，如果单独适用单行法进行处罚难以体现过罚相当原则，但符合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从轻、减轻、不予、可以不予处罚等情形的，要适用行政处罚法。

三是通过制定清单和发布典型案例加强执法指引。鼓励行政机关制定不予、可以不予、减轻、从轻、从重罚款等处罚清单，依据行政处罚法、相关法律规范定期梳理、发布典型案例，加强指导、培训。

三是深入开展源头治理。对于社会关注度较高、投诉举报集中、违法行为频繁发生等罚款事项，要综合分析研判，针对性优化管理措施，不能只罚不管。对于涉及公共安全和群众生命健康的行业、领域中的普遍性问题，要举一反三，推动从个案办理到类案管理再到系统治理，实现“办理一案、治理一类、影响一域”。

四是加大通报和曝光力度。要加强分析研判和指导监督，收集梳理高频投诉事项和网络舆情，对设定或者实施罚款中的典型违法问题予以及时通报、点名曝光，依法依规对相关人员给予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