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南山区蛇口工业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曾如春雷般响彻中国大地。

深圳经济特区于1980年8月正式成立。从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从“摸着石头过河”到“蹚出一条大路”，这座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由一个小渔村变成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

“小渔村”的时代使命

深圳经济特区前身为原宝安县的县城，1978年全县工业总产值仅有6000万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渔村”。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然而，要彻底解放生产力，改革需要一个支点。1979年1月，中央批准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深圳的西部海岸租用土地创办蛇口工业区。

同年4月5日，中央在京召开工作会议，广东省委汇报了利用广东自身的优势先走一步，在沿海划出一些地方单独进行管理，设置类似海外的出口加工区和贸易合作区，以吸引外商前来投资办企业的想法。

会议间歇，邓小平同志与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同志谈话。他说：“你们上午的那个汇报不错嘛，在你们广东划出一块地方来，也搞一个特区。过去陕甘宁边区就是特区。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要杀出一条血路来。”

这次会议正式明确广东的深圳、珠海、汕头试办出口特区，并指示广东省委先重点抓好深圳。

1979年8月，交通部四航局承建蛇口港。四航局工程处实行定额超产奖励制度，做法是每人每个工作日劳动定额为运泥55车，完成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过定额，每超一车奖4分钱。实行了新制度以后，码头施工速度大大加快。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成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日。

创造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

1978年，时年34岁的潮汕籍商人郑可明从香港跨过罗湖桥，在深圳文锦渡的铁皮房里，建起了一家对外出口手袋厂。这让他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投资内地的港商。

在艰苦的条件下，郑可明开始了在内地的创业之路。一开始，他的手袋厂只有200平方米，车间全是铁皮房，为了扩大生产，他又申请多租了几亩地，花了45天的时间把厂房扩大到2000平方米。

后来，正是从这家名为罗湖手袋厂的工厂里，走出了中国第一代“打工妹”，也正是这家工厂在珠三角第一次实行计件工资。

自成立以来，深圳特区创造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诞生了第一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第一家保险公司，敲响土地拍卖“第一槌”，发行第一张股票……

如今已是中集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的麦伯良，1982年大学毕业后来到深圳，成为一名集装箱工程师。有一天，全公司最昂贵的一台德国进口二手机床出了故障，而国外技术人员正在休假，至少一个星期后才能从德国过来。

这时，有人提议让麦伯良试试。麦伯良鼓起勇气，迎难而上。没有图纸，他就把零件一个一个拆下来以摸清机器原理。经过三天三夜的努力，麦伯良终于修好了机床。

1992年，年仅33岁的麦伯良就当上了总经理。4年后，中集集团的集装箱数量达到世界第一，而且这个世界第一一直保持到今天。

一代代人的探索和努力，让深圳不断创造奇迹。深圳经济总量从1979年的1.96亿元起步，到2011年突破1万亿元大关，用了30年时间；再到2017年迈上2万亿元台阶，仅用了6年；2020年，这个数字已经达到2.76万亿元。

创新能力处于世界前沿

如今，我国石墨烯产业先行者、年过七旬的冯冠平教授依然活跃在创新创业的大潮中。

20世纪90年代，冯冠平从清华大学来到深圳创办“民办官助”的深圳清华研究院。该研究院是“四不像”的科研机构，具备企业、研究机构、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等特征，但又不完全属于任何一类。现在这个研究院已累计孵化企业1600多家，培养上市公司20多家。

特区创办初期，深圳只有一个拖拉机维修员、一个兽医总共两名技术人员。据统计，2020年，作为科技工作者的主体，深圳专业技术人员已达到180多万人，深圳科技工作者的数量增长超90万倍。按深圳常住人口计算，每10位深圳市民中，就有1.5人是科技工作者。

“如果不是在深圳，我可能早就放弃了。经济特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和无数创业路上的同行者，让我充满了追逐梦想的勇气。”优必选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周剑曾这样说。

目前，深圳的科技型企业已经超过3万家，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7万家。深圳在5G、超材料、基因测序、3D显示等领域的创新能力处于世界前沿。

早年曾是遍布农田和养殖场的光明农场，如今孕育着新希望。一座集聚大科学装置、前沿交叉研究平台及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光明科学城正拔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