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一天的小组讨论临近尾声，大家说起了基础研究中“钱”的话题。

正好，小组里坐着一位红杉资本全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委员。他接过科学家的话头：“民间对科研其实有很大兴趣和热情，但确实还是有一些现实问题。”

他提到的未来科学大奖，是我国第一个民间科学大奖，沈南鹏是捐赠人主席。未来科学大奖的单项奖金为100万美元，由企业家捐赠人共同捐赠。

沈南鹏透露，他们打算做一项改革：以前，每位捐赠人承诺捐赠20年；现在，各位捐赠人拿一笔钱出来，成立基金，靠着投资回报和利息，让捐赠池永续下去。

“可是，这个基金只能注册在海外。”沈南鹏接着讲，“做个人奖励，基金可以注册在海外；但如果你想用这笔钱投入基础科研，那一定要在国内设置。”话音一落，其他委员低声讨论了起来。有人感慨，这个确实很难。

在沈南鹏看来，社会力量基础支持科研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社会捐赠为现有科研机构进行基础科研提供更充足的资金；二是通过设立新的民间科研机构为基础科研拓展增量空间。

先看捐赠。基础科研，绝对是社会捐赠的“冷门”领域。2017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额约为1558亿元。综合各方数据，其中捐赠向基础科研的资金比例还不足1%。

怎么让民间的钱也流向短期内难出成果的基础科研？沈南鹏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税收调节。提高个人或企业捐赠于基础科研领域的税收优惠，引导更多捐赠资金进入，对于国家重点扶持的科研领域，还可以给予更大优惠力度。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对个人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额度也给予了限定，比如当年个人捐赠超过应纳所得额30%的部分不享受税收优惠，且无法结转到下一年度享受优惠，于是，捐赠人干脆降低捐赠额度，或者施捐境外。

其实，目前我国已有一支民间科研力量——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它以实现公益为目标，可以充分吸收社会力量。

但这个词对公众来说，还稍显陌生。 尽管目前我国有相关政策对于科技类民非的免税资格进行认定，但因操作程序和标准不够明确，影响了政策的落实落地。“过去几年，北京就批准了一个科技类民办非企业。”沈南鹏建议，应针对科技类民非单独制定更为明确、操作性更强的认定标准。同时，要明确这一创新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在国家科技计划管理、科技创新平台建设、财政专项资金支持政策、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财税优惠和创新创业人才支持等方面将其纳入范围，给予同等对待。

不过，即使能够注册成功，科技类民非还会遇到一道门槛——工资。既然是科研机构，自然要吸纳高端人才。但《关于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认定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对非营利组织中的人员薪酬进行了严格限制。这就造成了一个尴尬局面——如果对高端科研和管理人才开出合理薪酬，又在很大程度上会对机构申请免税资格带来影响。

“我们国内的企业家，愿意在基础科学研究上进行投入，”沈南鹏强调，“如果能在民非上给予更多支持，我相信会有更多资金进入基础科研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