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在平静的水面上扔进一块巨石，20年前中科院的改革在中国科技界引起巨大反响，因为有的研究员下岗了。

当年，中科院将北京的4个与数学相关的研究所统一整合为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设置的创新岗位也就是从事科研的岗位只有200个，4个研究所却有450个人竞争这200个岗位。在原有的160名研究员中，只有60个可以被聘为研究员，还要留出20％的名额用于向国内外公开招聘优秀人才。

之所以要进行这样大刀阔斧的改革，都缘于中科院启动的“知识创新工程”。

知识创新，中科院率先探索

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不是偶然为之。

20世纪90年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发达国家开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创造新财富的核心与基础，创新成为一个国家、地区和企业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国际竞争突出表现为科技的竞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使传统产业的发展有所减慢，同时也为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机遇。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97年，中科院组织专家学者研究中国面向21世纪、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战略问题，并向党中央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报告，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中国国家创新体系的思路与新时期中科院的战略选择，建议国家组织实施“知识创新工程”。1998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中科院开展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试点。

自此，凝练科技目标、调整科技布局、改革管理体制、优化队伍结构、培育引进人才、加强条件建设、扩大开放联合、培育创新文化、促进成果转化，成为中科院改革的主旋律。

只保留1/3的人做研究工作

让一部分研究员下岗不是改革的目的，而是为了把创新岗位留给那些想创新能创新的人。

在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种种弊端毫无例外地渗透到中科院的肌体之中。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说：“那时，中科院的科技人员中有1/3是很勤奋工作的，还有1/3是只出工不出活的，剩下1/3是既不出工又不出活的。”要想使中科院大出成果，就必须鼓励那1/3的人大搞创新，还必须解决那2/3“不出活”的人的问题。

进入知识创新工程后，中科院全面推行了全员聘用合同制，各研究所按1998年在编人数的1/3设置创新岗位，从事科技创新工作。

干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成了研究员，现在却要不被聘为研究员了，这让许多人无法接受。于是找领导说理、提意见遍布各个研究所。然而，中科院党组则坚定不移按部就班地推进改革。

1/3的人进入创新岗位，那剩下的2/3的人干什么去呢？这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进入了支撑岗位，也就是为科研工作提供服务。如果不被聘用，那只能自谋出路。

知识创新工程实施仅仅几年时间，中科院的员工，从研究员到支撑岗位人员，便接受了竞争上岗的理念，适应了“按需设岗、按岗聘任、择优上岗、动态更新”的聘任制度。

凝练和聚焦创新目标，调整科技布局

在北京中关村保福寺桥西南角，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的标识屹立在高高的楼顶。然而，在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之前，并没有这样一个研究机构。它是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凝练科学目标、调整科技布局的结果。

早先，中科院在北京有4家数学研究机构：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计算数学与工程计算研究所、系统科学研究所。合并后，减少了各所原有的重复布局，集中了优势力量解决重大科学问题，推进数学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应用研究。同样，遗传研究所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整合, 组建了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今年年初颁发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计”就出自这个所的李家洋院士团队，而这一成果，历经20年研究，基本与知识创新工程同步，充分利用了遗传学、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的多学科交叉方法。

中科院是通过调整、整合、撤并和转制，高度凝练科技创新目标，推进以研究所为单元的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以提高中科院的创新能力，推动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创新水平的提高。

将重复的研究方向聚合，将便于形成交叉学科优势的研究方向整合，中科院将原有的123个法人研究机构调整为2005年底的91个。到了2006年9月，中科院又开始组建新的研究单元，先后与山东、江苏、深圳、厦门签约，分别成立了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烟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城市环境研究所。

对此，时任中科院院长的路甬祥解释说，目前在科研与技术创新方面最为紧迫的需求，当数与人口健康、资源环境等有关的可持续发展领域，其次就是纳米、信息、生物技术等战略高技术前沿以及国家安全领域。随着我国的发展，不仅西部环境脆弱带需要保护，海岸带、城市密集区也面临着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等新的威胁。在这些领域部署建立相关研究所，实际上“是更好地衔接中科院创新能力建设与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客观需要，是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支撑发展、引领未来能力的需要”。

改革助推人才辈出

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出人才出成果。知识创新工程启动后，竞争上岗，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做法，使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青年科学家脱颖而出。

2000年，中科院电工研究所的肖立业博士担任了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高温超导限流器的研究与示范”项目的首席科学家。那一年他34岁，正是创新创业的黄金年龄。他带领的平均35岁的团队，研制出了我国首台高温超导限流器，并在湖南娄底高溪变电站运行，其主要技术发生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为继瑞士、德国、美国之后世界上第4台并网试运行的高温超导限流装置。这一成果在2005年被列为中科院重大成果。

正是因为有了像肖立业这样年轻有为的科学家，中科院的科技创新事业才会蓬勃发展。2000年5月，知识创新工程刚刚启动不久，36岁的谭铁牛就担任了自动化所所长，在从事管理工作的同时，他带领着研究团队在生物特征识别、图像视频理解等研究领域始终走在国际前沿，参与制定国际标准。1970年出生的中科大教授潘建伟，多年从事量子信息领域的研究工作，2005年创造了13公里的自由空间双向量子纠缠分发世界纪录，2009年成功实现了世界上最远距离的量子态隐形传输，2016年又把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送入太空……

知识创新工程实施10年后，中科院的科技人才队伍已实现以中青年为主，全院研究员中有半数不足45岁，顺利完成了科技人才队伍的“代际转移”。全院科技人才队伍平均年龄40岁，45岁以下的研究员已占全院研究员总数的54.9％。在创新岗位上聘用的专业技术人员平均年龄38岁，31—40岁（处于创新活跃期和产出高峰期）的青年人才约4300人；在高级专业技术岗位上，35岁以下的青年才俊占11％。

知识创新工程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中国科技界探索自主创新发展模式的实践。正如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所说：知识创新工程13年，是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成功实践的13年，是中科院科技创新从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跨越发展的先行开拓。这13年，中科院创新水平和能力迈上了新台阶，初步探索出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国家知识创新体系的新路子，带动了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升了中国科技发展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