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广大院士弘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在近日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了科学精神的重要性。

弘扬科学精神应当成为我们时代的最强音。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科学实践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和。追求真理的人们用自己的行动捍卫并不断丰富科学精神，让其成为科学文化的内核，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力。

科学精神萌芽于希腊

科学精神的第一颗火种从哪里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认为，它起源于希腊。

“希腊人强调真正的科学为了自身目的存在，不考虑知识的实用和功利，关注真理的内在推演。对知识本身感兴趣，着迷于知识的确定性问题，这是希腊版本的科学精神。”吴国盛说。

“认识你自己”是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里最有名的一句箴言，也是希腊精神生活的缩写。苏格拉底将其作为自己哲学原则的宣言。苏格拉底认为自己对真理“真的是一无所知”，他希望将这一观点传递给他人，从而激起人们渴望认知真理的热情。

苏格拉底的伦理思想没有被雅典的某些公民和当权人所接受，相反，他的思想被认为搅乱了青年人的头脑，败坏了青年人的道德。最终，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

但对真理的追求没有停止。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随后也成为名言。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袁江洋则从人类历史和全球文化发展角度分析认为，科学精神萌芽于希腊。

“希腊文化在自然哲学、天文学、数学以及政治学、伦理学等领域均发展到集时代之大成的高度，连音乐都是高度数学化的，希腊人很早就知道共鸣、共振这些现象。”袁江洋说，但是，希腊人并没有将这些知识推进到现代科学的层次，因为希腊人基于形式逻辑和数学建立了一个证明的知识体系，但没有充分地发展归纳的知识体系。

亚里士多德对经验主义也有一定认识，“但他不承认实验的价值，他认为实验改变了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希腊时期还没有系统的归纳法。这个时候的科学精神强调的是理性的法则”。

十六七世纪的欧洲贡献了经验主义

科学精神的另一个内核——强调实证则要到十六七世纪才在欧洲诞生。

“和公元前400多年前后的希腊一样，十六、十七世纪的日耳曼文化也特别卓越。”袁江洋分析，日耳曼文化与基督教的发展密切相关，“基督教认为大自然和《圣经》一样，是上帝的创造之作，要读懂这本书，就需要通过实验，经验主义道路在此情形下才获得发展的契机”。

“在基督教神学知识体系1000多年发展进程中，经验主义方法逐渐完善。”袁江洋认为，希腊时期的科学是理性的演绎版科学，而现代科学则是经验科学，如果说科学精神有理性和经验两条腿，应该说直到十六七世纪才臻于完善。科学精神是随着人类思想进步而发展的。

这一时期，哥白尼正是经过长年观察和计算完成《天体运行论》。该书的出版被认为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主要标志。今天看来，哥白尼日心说是一种有缺陷的理论，但它的提出却体现了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

此后，布鲁诺继承了哥白尼的科学精神，通过哲学思辨提出宇宙是统一的、无限的等思想，他还提出与哥白尼日心说不同的观点，认为太阳也不是宇宙的中心，宇宙没有中心。布鲁诺不惜献出生命来捍卫科学真理，在科学史上留下壮丽一页。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李侠说，科学精神之所以能在欧洲率先确立起来，得益于科学精神的扩散与传播在两个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首先,在社会生活层面，科学精神助推了欧洲工业革命的发生，由此带来整个社会生活福祉的提升，以显性方式证明了科学精神具有的强大生产性功能；其次，在观念层面，科学精神所暗含的批判性特质加快了以现代性为主旨的新思想范式出场的步伐，在真理面前没有人具有豁免权迅速成为一种共识，为此整个社会呈现出进步与文明的勃勃生机。

科学精神在抗争中发展

自然科学诞生后，科学精神在科学实践活动中不断丰满。正是一代代人的努力和实践，让科学精神在理性和经验主义基础上，发展出批评和质疑、锲而不舍的探索、创新改革等丰富内涵。

时间来到19世纪，历史选择达尔文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界破旧立新的大师。他身患痼疾，为探索自然规律，一生孜孜以求。1859年，《物种起源》的问世首次挑战上帝造人的宗教神话和靠神造论来支持的封建伦理，引起保守势力的反扑顽抗和社会思想界的巨大震动。

为了用客观事实来揭示人类起源的奥秘，他历经多年考察与搜寻各种事实依据，终于在1871年又发表巨著《人类的由来》。这之后，反对他的人更多，讽刺达尔文的漫画像层出不穷，他被画成猴子，画成猿。简言之，进化论一直被质疑，也一直被新的科学数据验证、被新的理论充实完善。在这过程中，科学精神一次次被捍卫和传承。

20世纪发生在苏联的“李森科事件”，让科学精神在科学与政治的斗争中黯然蒙尘。苏联科学院、列宁全苏科学院和乌克兰科学院三科院士李森科，出于政治与其他方面的考虑，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存在，并绕开学术借助政治手段打击批评者。

即便如此，真理的声音依然没有销声匿迹。苏联《植物学杂志》自1952年底开始冲破阻力，再次发出与李森科不同的声音，揭开了苏联关于物种形成问题大论战的序幕。

同时，“从牛顿的经典力学到麦克斯韦的电磁学，再到相对论和量子物理学，都是物理学家无功利地追求真理的结果，他们或沉迷于新现象的发现，或执着于对物理现象的理论解释和逻辑整合，科学精神都体现在他们的探究行为之中。”吴国盛强调，科学精神不是某种可以与科学研究相分离的外部变量，而是某种文化传统和精神气质。

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发展道阻且长

在中国，科学精神的发展同样历经曲折。

虽然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中就蕴涵有科学精神，但主流观点认为，科学精神是和现代科学一起进入中国的。

“现代科学3次登陆中国。”袁江洋说。第一次是在明末清初时期，主角是耶稣会士。这一时期的近代科技被多数中国儒士认为是“奇技淫巧”。

第二次是19世纪初期的传教士，为了更好传播教义，他们也将科学传播作为重要手段。“鸦片战争后，国人觉得西方科技就是坚船利炮，没有考虑其背后的精神和理念。”

第三次则是20世纪初，中国在历经多种屈辱后，派留学生“师夷长技以制夷”。“此时，中国人开始初步接触到科学精神。但总体而言，当国人说道科技时，更多说的是技术，精神层面涉及的还比较少，更谈不上对科学的本质和功能有清楚的认识。”袁江洋认为。

科学精神在中国系统的传播和建立要等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在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杂志一百周年纪念会的主旨演讲中曾表示，直至1914年《科学》创刊，这一时期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系统引进和对科学思想的广泛传播，才开始让国人把近代科学看作一个整体，当作一种思维方法、一种现代文化、一种精神文明，来认识、传播、建设和发展。

1916年1月，《科学》第2卷第1期刊出了中国科学社社长任鸿隽的《科学精神论》，首次在中文文献中创用“科学精神”一词并作系统论述：“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自此，“科学精神”这个词在中国逐渐流传。

从“奇技淫巧”到“师夷长技”，从“西学中源”到“中体西用”，从“知识”层面的“分科之学”到“思维”层面的“精神文化”，正是有了这些认识上的不断飞跃，近代科学作为一种精神、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才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

这之后，系列论争和事件让科学精神在中国蹒跚前行。其中，上世纪20年代的科玄论战不可不提。这一论战中，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邓中夏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中国青年》《新青年》上发表了评论文章，揭示了论战双方哲学思想上的唯心主义错误，对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科学方法论的传播有着积极作用。

同时，我国老一辈科学家用行动不断丰富科学精神的“中国内涵”。李侠说，纵观科学精神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史，大体可以看出一个趋势：科学精神兴，科技发展状态好，反之亦然。没有对科学精神的执着捍卫，是无法完成如“两弹一星”类丰碑式重大科技成果的，这些成就成为科学精神最好的注脚。